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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拉萨,我至今唯一坚持的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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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昭寺是拉萨八廓街最古旧的中心建筑,寺里供奉释加牟尼12岁等身像,一千三百多年前随文成公主进藏。来自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香扎寺的次诚尖措在拉萨呆了近一个月,除了朝拜释加牟尼佛,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大昭寺外磕头,他的目标是10万个等身长头。和我聊天的间隙,他还差约4000个,“明天能磕完,然后回家”。

 
来圣城拉萨朝佛是出家28年的次诚尖措最大的心愿,所以这30天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从河南县到拉萨市,2300多公里,每公里磕200个等身长头,次诚说他“共磕了50万个整”。同行四人,只有次诚是佛门僧人,一步一磕,他们在路上走了10个月。很难想像其间的艰辛,但次诚说不累,“越近拉萨,越兴奋,越满足”。

拉萨之为圣城,盖因寺庙集中,僧侣众多,“且有观世音菩萨化身达赖喇嘛驻锡于此,掌管来世并今生”。大昭寺是远道而来朝香者的终点站,僧侣们自己组织了一支喇嘛足球队,头一天的下午我还和他们踢了十来分钟,然后趴在地上拼命喘气。18名队员,我认识的罗布是队长。每周日下午1点,他们都在娘热路的自治区体校足球场比赛,有时一天要踢两到三场。他们身着巴塞罗那的客场球服,罗布是右前卫,负责组织球队的进攻,他说喇嘛队“很厉害,在拉萨少有敌手”,甚至,“中国国家队只要来拉萨,我们照样能把他们打趴下”。当然,国足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我在拉萨那十几天里,喇嘛们的夜生活增加了一项新的活动——每天凌晨零点看一场德国世界杯,绝不漏过。和我一样,28岁的罗布喜欢英格兰和德国。
 
在传统藏族社会里,出家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出家为僧既是男子义务、谋生手段,也是上升的阶梯,对于普遍穷困潦倒的乡村少年,进入寺庙就意味着终生脱离了艰苦的劳动,还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此高出俗人一等而受人尊敬。罗布的同事洛桑对我说,现在想出家很难了,大昭寺“进来的门关着,出去的开着呢”。
 
还俗,伴随的是身份地位的顿失,所以还俗的僧人并不多,“这两年有两三个吧,出去做生意,或者结婚”。洛桑总结还俗的普遍原因,“抵制不了外部世界的诱惑,把持不住吧”。
 

这年7月,青藏铁路通车,洛桑是铁路进藏的坚定反对者,“铁路通了,人多了,治安不好,破坏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洛桑觉得,“人心不像从前那般宁静了”——这普遍代表僧侣们的意见。


能认识他们,和他们踢球,是我的朋友李婉的介绍。广州姑娘李婉毕业后就去了西藏,她的理想是“用手中的相机和DV记录西藏文明”。通过李婉,我又认识了在拉萨做生意的台湾姑娘李映蓉,以及她的情人格桑论珠。
 
与大昭寺喇嘛洛桑同年(1976年)出生,13岁时出家,2002年离开修行的桑耶寺,还俗时格桑论珠做到了“铁棒喇嘛”——寺庙法纪的维护者,职位已然不低。
 
论珠是“顺利”的意思,他生在西藏山南扎那县扎朗吉如乡,至今乡里仍不通电,更没电视可看。格桑有十个兄弟姊妹,负担重,家境艰难,出家是他们改变生存境况的一个有效途径。小时候常到隔壁邻居家,见到一位身着红色袈裟的喇嘛,“很是好看”。
 
“我能像你一样吗?”格桑问。“可以啊。”喇嘛答。他于是成了格桑的师傅,引导年幼的格桑出家。修行13年,格桑最终还是离开了佛门净地。
 
他向我解释还俗的原因:这里面有一个因果,我靠信众和寺庙供养,但我的修为无法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很惭愧”。决意离开桑耶寺的“导火索”是,几个月没发放生活费,格桑与寺里最高的领导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天上殿,他召集了寺里所有领导层,站在普通僧众一边,公开与领导对恃,数落领导的种种不是。
 
然后愤然还俗——这是李映蓉的讲述。
 
高大的格桑面善,很难想像他做“铁棒喇嘛”时的威严情状、在念经大殿上与领导拔刀相向的剑拔弩张,我只能从李映蓉给我的老照片里去感受和体会佛门执法者的夸张声色。
 
出寺门后,格桑做了电工,因为生存技能有限,处处碰壁。我见到他时,他在拉萨八廓街与北京中路交叉口上的“台湾红珊瑚居”打工,已完全换了一副模样:长发披肩,须髯翩然,戴一幅黑框眼镜(平光镜),着黑色T恤、浅色牛仔裤,说话温文尔雅,已经看不出佛门弟子的印痕。
 
格桑的装扮是珊瑚店老板、台湾商人李映蓉的设计:“格桑眼凹,戴上眼镜显得文气,个子高大骨骼有形,黑色紧口T恤配牛仔裤能更好衬托身形。”格桑在一旁静静地笑。李映蓉对我说,附近喜欢他的女孩不少,还有的顾客来买珊瑚饰物,让格桑帮忙挑选,“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李映蓉在拉萨近郊仙足岛的一个高尚住宅区买了房子,他们住在一起。
 
结识格桑是在1997年,李映蓉与好友从台湾来西藏山南拜访桑耶寺,“作为佛门弟子,我要为寺庙尽点责任”。生活裕足的她出资和酬资“帮助桑耶寺迁出了‘文革’后一直住在寺内的33户居民,修了1080个‘转经筒’,捐赠了一台吉普车”。
 
在此后9年里,李映蓉帮助扎朗县扎搪寺建了20多间房,支助琼杰县亚桑寺筑了上山的路,帮助贡嘎县一间尼姑庙修葺了围墙。从商18年,布施9年,李映蓉说她“给西藏的寺庙前后捐助了1000多万台币(合人民币约300万)”。珊瑚店只能维持她在西藏的生计,布施的来源还得靠台湾的生意,“有钱人对穷人是有责任的”。
 
在西藏最初的几年里,李映蓉与桑耶寺建立了良好的感情。2003年1月3日,李映蓉在去雅玛隆朝拜的路上出了车祸,他得到了喇嘛们很好的照顾。这之前的1999年,她同好友池阿娇甚至与寺中6位喇嘛义结金兰。阿娇姐最大,李映蓉比洛桑长10岁,结拜时她说:“我现在有钱,能照顾你们;我老了,你们要照顾我。”
 
在李映蓉看来,喇嘛们与俗世人有太多相近的情感。认识格桑时,她发现他居然居然喜欢周华健的歌,在宿舍里偷偷地听,轻轻地唱,《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格桑还喜欢齐秦,《外面的世界》、《情人的眼泪》是他的最爱”。李映蓉还记得,格桑不识汉字,在学唱齐秦的歌时,他用藏文标识汉字歌词的发音。她注意到喇嘛们在看台湾电视剧《几度夕阳红》,为角色里的命运扼腕轻叹时,她就笑了。她问格桑,看到剧中一些情爱镜头有什么感觉?“没感觉。”格桑说,“就像没吃过辣椒的人不知道辣味一样。”
 
他们踢足球、打牌,看成龙的电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李映蓉说她很羡慕他们,远离尘世,没有污染。她鼓励他们:“虽然修行清苦,但不要向往凡世,物质并不重要。”
 
她的“鼓励”并不起作用。2001年后,6个喇嘛兄弟里,4个人陆续还俗。出了寺门,李映蓉“收留了他们”,教他们生存的技能。此后,白马丹增去学习画唐卡,罗布做了厨师,释加后来成了导游。格桑论珠最初是当电工,不久李映蓉“要带他学做生意”。十几天后我离开拉萨时,还知道格桑的妹妹也在珊瑚店里打工。
 
我疑心喇嘛们的还俗受了李映蓉的影响,她矢口否认,她说她也不明白他们的真实心态,因为“这是忌讳”。还俗时格桑不懂汉文,是李映蓉手把手教出来的,后来他“能看懂《拉萨晚报》”。
 
格桑也有烦恼,他常会怀念过去13年的寺庙生活,“但不可能回去了”。李映蓉带他到过尼泊尔和泰国,还带他去了成都、北京、香港,在北京和香港,格桑“看了天空头会疼”,“生活节奏好快好快”,“还是西藏好,慢”。
 
“你们会结婚吗?”我问李映蓉,我还是抑制不住这一偏low的好奇。
 
“不会。”她回答得很快,没什么表情。“我希望我死后七七四十九天,他能为我点灯。”
 

格桑在一旁听着,低头不语,像个大姑娘。


我已经9年没见着他们了。告诉你这些,不是说我对拉萨有多了解;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对拉萨有一点儿了解。反正,去拉萨,是我至今惟一坚持的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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